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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三题

2000-11-16 来源:光明日报  我有话说

文学在经历了80年代的近乎完美的狂热之后,到了90年代,开始逐渐降温。文学在商品经济商品社会的潮流中,终于回归了本来的面目。这样,无论是作家还是评论家,都可以以更加冷静更加理性的目光来看待过去的辉煌以及现在小说创作相对沉寂。其实,小说并没有怎么沉寂,而是失去了过去那种本来就不应该属于自己的社会中心地位。作家和评论家对于这一点还是有清醒认识的,这在日前举办的“《收获》与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座谈会”上似乎可以得到验证。座谈会上的主要话题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当下的文学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评论家张新颖说到,80年代阅读文学时所感受到的那种感动,在90年代之后丧失了。也许是文学本身丧失了吸引力,也许是读者丧失了相应的激情。张新颖觉得,问题可能还是文学本身丧失了一种令人感动的精神特质。评论家郜元宝认为,在创作长篇小说的时候,作家走入了一个误区,即总是想通过一部长篇小说解决一个问题,而不是通过一系列的长篇小说解决一个大问题。其背后的问题就是,他们的作品缺乏一种根本性的东西——一种精神生活。

长篇小说应该怎样写

作家余华对长篇小说曾有过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看法,他认为是读者造就了作家。19世纪的读者造就的是当时的长篇巨著,现在时代不同了,现在的社会生活节奏比较快,工作比较繁忙,人们关心的事情也较以前多,他们需要阅读的是那种更加精短,节奏更快的作品。对待长篇小说,著名作家莫言的态度显得更加松弛。莫言觉得现在的小说在走向上似乎是过分强调着表现形式的变化,这样,作家在创作的时候,就总是要殚精竭虑,为种种不同的形式犯愁,害怕重复自己以前作品的独特结构,因此总是觉得自己的创作资源面临衰竭的危险,同时,他们的小说又总是让人感到在与我们的生活悖离。莫言自己的感觉相反,他说他从来就不惧怕短篇小说把长篇小说的素材浪费了,他觉得自己即使一刻不停地写,也永远写不完自己所想写的故事。小说的故事性在莫言这里具有很重要的位置,一名注重故事性的作家,贴近生活本身的作家应该不会有创作资源匮乏的担心。莫言认为,应该破除两个神话,一是作家神秘化的神话,二是作家创作神秘化的神话。莫言的这种态度引起了批评家张闳的共鸣。张闳认为莫言的创作已经达到一种自由的、“乱写”的程度。这样,他就不受僵死形式的约束,可以自由地进入自己的小说当中。

批评界应该怎样面对文学创作本身

评论家王鸿生针对这个问题谈了自己的感受。他说,文学界一直缺乏一种有效的交流,缺乏一种宽容性,批评家和作家的交流容易流于形式,相互封闭,相互排斥。评论家吴洪森认为,当下的批评界的突出问题在于文学批评的失语。在面对中国的文学作品时,批评家使用的却是西方的各种批评术语,批评家在写文章时所操练的是一些深奥的、排斥性的话语。本来一部小说不是怎么难读,读了批评家的文章之后,你反而看不懂这部小说了。批评界如何找到自己的话语方式,如何真正地面对作品,这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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